2015年2月10日 ,北京,周正龍受邀來錄電視節目,他還打算去最高法院為當年的“華南 虎照片造假”事件申訴“冤情”。（CFP/圖）

2007年，周正龍所拍攝的華南虎照片被陜西省林業廳公開，之后，由于照片與一張老虎年畫相似，其真實性受到多方質疑，引發社會強烈關注。當地政府宣布虎照造假，13位大小官員受到處分。而周正龍本人，也因詐騙和私藏槍支彈藥罪，被判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正龍拍虎”成為當年的網絡熱詞。

出獄后不到一周，周正龍就開始繼續他的拍虎事業，在周邊的深山中放置了十多臺動感攝像機，每個月至少去現場看兩次。這些器材有的是廠家直接提供，有的是支持者提供。把他的“敵人”——現任文彩村村支書“搞掉”成了周正龍的另一項重要事業，他的殺手锏是“申請媒體支持公道”。

2015年2月8日清晨，鎮坪的天還沒亮，周正龍就已經起床了。他要到北京去參加國內某衛視的一檔新聞人物訪談節目。春節很近了，春運很擁擠，他仍決定出這趟遠門。

從鎮坪縣城到安康，有200公里的山路要走。暈車的周正龍坐不了班車，便提前2天聯系了一輛到安康拉貨的順風車。路上顛簸了5個多小時才到安康，之后，又是24個小時的火車才能到達北京。

周正龍有自己的算盤，趁著這次媒體邀請去北京，他一方面想到最高人民法院去申訴自己的冤情；另一方面則希望自己的養蜂事業能得到像當年發現華南虎那樣的報道待遇，“能吸引外地的老板來文彩村投資”。

直到現在，周正龍仍然不承認自己當年拍的華南虎照片是假的。盡管官方早就定論，2008年6月29日陜西省政府新聞發布會通報周正龍所拍攝照片中“老虎”實為老虎紙畫，他甚至被判犯詐騙和私藏槍支彈藥罪入獄。

2月6日，他反復對南方周末記者強調，這一兩年里，他又多次在鎮坪的大山深處看見過那只若隱若現的華南虎。但令他難過的是，即便在大山深處布下天羅地網的“相機陣”，也從未捕捉到那只“相熟”華南虎的影子。

就在半個月前，周正龍帶著某衛視的記者到山上尋虎時，“剛好拍到了動物的腳印”。雖然雪地里的腳印還沒鑒定，周正龍已經堅定地認為，這腳印就是華南虎的。

尋虎只是周正龍生活的一部分，而養蜂引資、與村支書“戰斗”成為了他出獄后更重要的日常生活。

2008年6月29日,陜西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在西安止園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此前周正龍拍攝的野生華南虎照片為造假。（CFP/圖）

深山布下拍攝陣

2015年2月6日傍晚，周正龍才從外邊回到家里。妻子羅大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她很少管丈夫的事，事實上她也無暇管，管也管不住。

同村的村民有的已經開始置辦年貨，周正龍家里還是冷冷清清。羅大翠算了算，農歷臘月二十三小年這一天，她還得在北京陪著丈夫。

羅大翠在鎮坪縣菜市場里經營著一個一米多長的攤位——賣攤餅。每天早上五點多，她會準時起床。從文彩村到縣城的菜市場，走路大約需要一個小時。這個攤位每天的租金是2元錢。周正龍幾乎從不過問，他有自己的大事業。

周正龍回到家里，羅大翠才知道，他又到山上查看那些自動拍攝的攝像機去了。這一天，像往常一樣，天沒亮他就出門了。看到又有記者來，周正龍有點開心，“上一次有個媒體運氣好，拍到了老虎的腳印，你來的不是時候”。

在過去將近10年的時間里，“正龍拍虎”事件像一把刀，把他的日子劈成了兩半：一半是晦暗的，讓他陷入了拍虎的羅生門；另一半則是光鮮的，“周老虎”的名聲使他成為鎮坪縣話語權最大的農民。

周正龍至今仍然認為自己入獄是被“公檢法整的”，“他們整的黑材料把我整進去了”。

盡管七八年前他已經在警察的審訊筆錄上供述了造假的經過，“周正龍于2007年9月26日攜帶彭會財給其找的虎畫上山，在山上將畫順著老虎的圖案折疊后，將多余部分折到圖案背后，用膠帶粘住折到后面的畫紙，制成假虎。”

對于當年的筆錄，周正龍現在有些洋洋得意，“我當時在筆錄上簽的是‘周正尤’，他們也沒看出來，在法庭上我讓法官看一下是不是我的簽名，當時就把他嚇懵了。”

但出獄后，這些供述很快都被他一一否認。周正龍依然堅持，他之前拍虎的地方存在已經絕跡許久的華南虎。出獄后不到一周，他便繼續著他的拍虎事業。

他在鎮坪縣周邊的難河山、山王廟、神洲灣和黑老朳等深山中放置了十多臺動感攝像機。這些被綁在大樹一米多高處的鏡頭會連續不斷地捕捉一切。

“這四個地方，每個月我至少去兩次。”周正龍說，攝像機有些是廠家直接提供的，還有的是支持者提供的。他每次上山就會查看一下是否拍到老虎，然后刪除一些內存。攝像機內的電池可以連續使用6個月。

每次進山，他凌晨3點鐘就要起床，一個人“帶上餅干、饅頭、手電筒”。有時候他的支持者、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劉里遠也會來到鎮坪和他一起上山。

作為一個強勢的采訪對象，或許是怕被質疑，周正龍從不愿意講述關于拍虎的任何細節。顯然，他更不會解釋為何這么多臺攝像機都未拍攝到華南虎的身影。被問的急了，他甚至會暴跳如雷。如果繼續追問，他會說：“等你寫第二篇報道時再來采訪我。”

不管是同村的村民還是前來采訪的記者，如果想打聽一下他當年或是現在拍虎的細節，難得就像淘金一樣。或許他以為，現在他這里仍然有一座金礦。

與村支書的戰爭

到北京后，周正龍會很快回來。不久，文彩村將進行第三次換屆選舉。他比較擔心，他的敵人——現任文彩村的村支書胡慶軍繼續連任，“他當上我也得把他搞掉”。

周正龍與胡慶軍的矛盾始于5年前，當時周正龍的緩刑判決被撤銷，他重新被收監。

2010年4月30日，因周正龍在緩刑考驗期內，沒有按照當地公安機關的規定定期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法院認為，“周正龍違反了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因此將其收監。

周正龍說他也是從法官口中得知，他的緩刑判決被撤銷是因為文彩村村支書胡慶軍的證言。

南方周末記者在撤銷周正龍緩刑的裁定書里看到，胡慶軍作為證人證明，“自從周正龍被判處緩刑返鄉后，除參加正常生產勞動外，不主動向村委會和監管員報告生活和思想動態。2010年3月27日，他同派出所民警到周正龍家，就周正龍沒有按規定定期到派出所報告情況的問題找周談話，周與干警發生爭執，并出言傷及村鎮干部，態度惡劣。”

想起這些，周正龍有些恨胡慶軍。

出獄后，周正龍一直在尋找機會進行反擊。機會在2014年夏天來臨，當時胡慶軍在安康市鎮坪縣面向村干部、勞模人員招考鄉鎮（街道）科員或辦事員的考試中被招錄為公務員。

擬錄取名單公示后不久，在周正龍的實名舉報下，胡慶軍的公務員身份還是黃了，繼續在村里當村支書。胡慶軍的公務員資格被取消，同時他也被組織“誡勉談話”。

至于周正龍是如何做到的，他笑了笑略有些神秘地回答“我找的人大”，他還是像以前那樣從不透露任何細節，他只是微笑地說，他舉報的問題都被有關部門查證。

當然周正龍并沒有因此放棄追擊，2015年1月18日，他再次向鎮坪縣城關鎮紀委寫舉報信，列舉了之前舉報的，胡慶軍不作為以及在換屆選舉和辦理農村低保時的種種問題。他認為鎮坪縣城關鎮紀委對胡慶軍的“誡勉談話”的處罰太輕了。

在舉報信的最后，周正龍拿出了他的殺手锏，“望上級黨委組織認真對待所反映的問題，如得不到正確的處理意見，我將一級一級反映，申請媒體支持公道。”媒體是周正龍手里的王牌，“我手里有三百多個記者的電話”。

他多次問南方周末記者，“你說怎么才能把胡慶軍的黨員身份搞掉？”

“為文彩村做貢獻”

周正龍認為，只有把胡慶軍的黨員身份搞掉，胡慶軍才無法參加今年文彩村的換屆選舉，“堅決不能讓胡慶軍上臺。”他說。

文彩村今年的村委換屆選舉選了兩次都未成功，因為兩位候選人的選票都未過半而停滯。

2015年2月7日下午，鎮坪縣城關鎮的一名副鎮長帶著村委會主任王和平前來拜訪周正龍。王和平希望周正龍能在村委會的選舉中支持自己。

王和平的競爭對手、另外一名候選人正是周正龍的“敵人”——胡慶軍。副鎮長擔心周正龍攪局，讓文彩村的選舉無法完成，周正龍告訴來訪的村委會主任王和平，“只要我不整你，你就可以干”。

周正龍先是當著副鎮長的面批評村委會主任和村支書的種種不是。與村支書胡慶軍相比，為了表示對村委會主任的好感，他還教他如何在村里的選舉會上“收買人心”，“你應該承諾為老百姓辦事，解決實際問題”。

副鎮長拿出了文彩村領低保人員名單，讓周正龍指出，有那些人不適合領低保。一個月前，周正龍向有關部門舉報了文彩村領低保的混亂。根據周正龍的辨認，副鎮長標注后，承諾要好好調查。

周正龍喜歡津津樂道于他為文彩村所做的貢獻，他指著家門口的柏油馬路說，“這條路是我修的”。原來是因為在修路的過程中，有幾家被占地的村民成為釘子戶而不愿意搬遷，鎮里和村里的干部想盡辦法也沒有效果。

最終，有人找到周正龍，他出面 “半個小時就擺平了”。不過到周正龍這里，他會說，這條路是他修的。

周正龍最愿意聊起的是他的養蜂大業。文彩村周邊多山，“我考察過有上千種蜜源”，周正龍打算帶領文彩村的村民們養蜂致富。他希望有老板可以過來投資。“你最好把我的電話號碼也寫上，讓外地的老板聯系我。”周正龍說。

現在他已經養了180箱的蜜蜂，春節后他將要用背簍將一箱箱的蜜蜂背到山上的神州灣處。在那里，抬頭就可以看見他當年拍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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